敦煌、泉州，古老的丝绸之路与茅台有怎样的缘分？“散花飞天”代表了怎样的茅台精神内核？
8月7日，地道风物发布报道《三条“丝绸之路”，与一瓶酒的“飞天”传奇》，详细介绍了陆上、海上、南方三条丝绸之路与“飞天”的渊源和联系，同时通过敦煌和泉州举办的两场“丝路盛宴”，聚焦茅台品牌文化价值，为贵州茅台酒（散花飞天）全球鉴赏会确立文化基础和美学纲要。
以下为报道原文：
今年，茅台先后造访敦煌、泉州，举办贵州茅台酒（散花飞天）鉴赏会，以两场“丝路盛宴”聚焦茅台品牌文化价值。
敦煌、泉州，古老的丝绸之路与茅台有怎样的缘分？“散花飞天”代表了怎样的茅台精神内核？
“散花飞天”，蕴含怎样的丝路渊源？
飞天，一个让我们倍感目眩神迷的名字。唯美的飞天形象源自丝绸之路，折射着丝路上流动的历史，记录着一段东方大国与世界热烈相拥的传奇。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凡有“飞天”经过的地方，便有一道由多民族、文化、信仰、美学因子组成的灿烂星河。
丝绸之路不止一条，从长安到罗马，穿过大漠黄沙、一道驼铃阵阵的是“陆上丝绸之路”；从东海到地中海，破开千重巨浪、穿越马六甲风云的是“海上丝绸之路”；而在祖国的西南，还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冲破崇山峻岭的阻隔，从四川通往东南亚，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印度半岛。
陆上、海上、南方三条丝绸之路，
分别穿过敦煌、泉州与作为云贵高原之脊的乌蒙山。
丝绸之路的故事里，有多少文明兴衰、关山险阻与望洋兴叹？优美的飞天精灵，又见证了多少勇敢者的传奇？
破开大漠黄沙的“飞天”之路
公元前139年，25岁的张骞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向西域跋涉。
汉武帝令张骞出使，目的是联络西迁的大月氏，夹攻匈奴。但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张骞，他们都不会知道这次“军事外交”的初衷将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
连绵千里的祁连山雪峰是河西走廊的生命屏障。
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划分了边界。在这条生命线圈定的范围内，汉王朝的扩张之路本应止步于河套平原，但河西走廊改变了一切——在青藏高原与蒙古高原的夹缝之间，祁连山以冰川融雪滋养出一连串星罗棋布的绿洲，如同利剑一样刺破西北的茫茫荒漠。生命的走廊一直延伸到天山东麓，在那里，天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养育着另一片适宜农耕的沃土。
探路者张骞正行走在这条生命走廊上。在他身后，崛起中的汉王朝如同摆脱束缚的金龙，即将沿着他的脚印，飞向更广阔的新世界。
干涸的河湖被风蚀后形成雅丹地貌，
见证着河西走廊的沧海桑田。
出使西域十三年，张骞将万里之外的新世界带回了长安：大宛（yuān）国，位于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以西，盛产葡萄美酒与汗血宝马；大月氏（zhī），这个汉王朝心心念念寻找的盟友已经迁居到阿姆河北岸，过着随畜而徙的游牧生活；游牧之国康居，“去长安万二千里”，臣服于匈奴与大月氏；安息帝国，是当时西域最大的国家，拥有数百座城池与数千里土地；大夏王国，位于今阿富汗一代，地处交通枢纽，善于经商……
张骞一生出使西域两次，第二次归来的次年即病逝，但探索的种子已然播下。遵循着张骞的“凿空”之旅，大汉终究开辟了一条横贯大陆的交流通道，并将整个亚洲联系在了一起。络绎不绝的使者、商队出现在这条道路上，将丝绸、漆器、玉石带往西域，又将香料、马匹、毛织物和各种中亚作物带回中原。这条路拥有过无数个名字：玉石之路、青铜之路、香料之路、青金石之路……但产自中国的丝绸始终是这条路上的明星，在两千多年后的1877年，它终于被正式命名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路线，
更是贯通大陆的文化交流通道。
当丝路日渐繁忙，一座城市悄然崛起，那就是敦煌。
河西走廊被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后，汉武帝便在这片狭长的土地上设下“河西四郡”，许多中原的农民迁居至此，将曾经属于游牧民族的土地建设成了汉王朝的粮仓，更把庞大的农业帝国与西域诸国联系在一起。敦煌，是“四郡”之中最西端的一个，“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关与“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就在她的近旁。数百年间，她成为中原望向世界的眼睛。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中西方文化在敦煌相遇、对望、碰撞、交融，形成一座炽热的文化熔炉，从中诞生了璀璨的石窟艺术。今天，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石窟群落是全世界热爱历史与中式古典美学的人们的圣地与乐园。在这座广博又绚丽的宝库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无疑是那独一无二、震烁古今的美丽化身——飞天。
敦煌莫高窟。
什么是飞天？
或许你很难精准地回答这个问题，但脑中一定会朦胧地勾勒出一个古代美人的倩影：身着紧小的上衣与飘逸的纱裙，腰间缠绕璎珞珠串，飘带披帛随着手臂轻盈飘摆，动作轻灵地飞舞在飘渺云气之间——这是敦煌壁画中最经典的飞天形象。
莫高窟第285窟，飞天环绕窟顶的藻井盘旋。
但这显然不是飞天唯一的样貌。
飞天的形象源自古印度，是乾（gàn）闼（tà）婆与紧那罗这对以妙音、歌舞供养佛陀的夫妻神的化身，还吸收了药叉女等民间传说形象。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将马其顿的疆域拓展到印度河流域，让希腊艺术流入犍陀罗地区，与古印度文化碰撞出高鼻准目、如阿波罗神一般俊美的佛像造型，石刻浮雕中的飞天形象也特别健美，一些飞天还生着小小的翅膀，让人想起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
西魏时期的飞天形象具有中国式的“文人气质”，
表现出飘逸的线条美。
伴随着佛教传播，飞天们与贵霜帝国的僧侣一道向北，西域诸国赋予飞天丰富的色彩、多样的纹饰、热烈的舞姿，让种种西域乐器出现在飞天的双手上。
一步一步地，飞天们越过了葱岭，飞过了天山，越来越深地浸润到中原文化之中。在敦煌，艺术家们把中原绘画的线描技巧引入，抛弃了印度、西域较为笨重的体积感，让飞天的身姿充满轻盈的动态。飞天们褪去了翅膀，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仙子一样腾云驾雾，也不再雌雄莫辨，而是越发明晰地展现出少女的娇俏柔美。
最关键的转折发生在盛唐。
盛唐时期的飞天姿态轻盈灵巧，
“天衣飞扬，满壁风动”。
在这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种不受束缚、无所畏惧的热情洋溢在敦煌画师的笔墨之间。飞天作为神佛的侍从，在佛经典籍中并没有明确的形象描述，正给了画师尽情挥洒瑰丽想象与精湛技法的空间。“吴带当风”的绘画艺术追求被发挥到极致，盛唐飞天们乘着一根根轻盈的线条飞翔起来，“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灵活地穿梭在壁面龛顶之间，顾盼生姿、自由奔放。
从古印度走到敦煌，飞天一路博采世界文明的众家之长，在大汉与盛唐的开放胸襟中孕育成为甜美的果实。这样的飞天，正是“汉唐气象”最美好的注脚。
游牧民族不仅带来了烈酒蒸馏技术，
也让飞天形象带上了富丽的藏传密宗色彩。
背山向海
在众神狂欢之地“飞天”
1271年，忽必烈下诏改国号为“大元”，标志着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的诞生。同一年，17岁的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启程出海，他要在四年之后才能抵达元上都。此时距离“大航海时代”还有两个世纪，距离郑和下西洋也还有一百多年。这一年，意大利商人雅各激动地记录下自己在泉州的见闻：
“街上有如此众多的油灯和火把，到了晚上这个城市被映照得特别灿烂，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它。因此人们称这座城市为‘光明之城’。”
万船齐发、水阔天长的泉州。
在雅各的记录中，停泊在泉州的海船比他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个港口都多，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拥有“精确得近乎奇迹般的航线图”，能够“通往陆上世界的尽头”。
“陆上世界的尽头”是个浪漫的表述——海洋拥有远超陆地的自由，进入了海洋，理论上就能到达任何一片大陆，一直远航到世界的尽头。宋元时期的中国，便是这样一个能够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抵达世界尽头的国家。
海上丝绸之路连通了一个广袤的世界。
谁能想到，作为东方第一大港的泉州，本是一片“兵家不争之地”？农耕为本的古代中国，海洋是疆土的边界，意味着遥远与陌生。站在中原看泉州，她已是陆地最东南的角落，又三面环山，缺少能开辟农田的空间。帝王们总是忙于追逐肥沃的土地，少有人想到偏僻又生计艰难的泉州。
泉州地形不利农耕，却是天赐的良港，漫长曲折的海岸线绕出一连串深水港湾，有群山和敞开的内河水域充当海船避风的屏障，更有一年两度的季风送船只远航。当陆上无处可走，泉州人便向海求生，从变幻莫测的危险洋流中找到无穷的可能。
“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
海就是泉州人的生活方式。
隋唐之时，泉州已经作为闽南大港而展露头角。战乱迭起的五代时期，“兵家不争”反而成了泉州港快速崛起的优势。及至宋朝，随着指南针应用于航海，远洋航海技术日渐成熟，泉州成为了西抵非洲海岸、东至日本海域的国际航线上的重要站点。中国的泉州，一跃而成为了世界的泉州。
“涨海声中万国商”，泉州的港口停满了来自阿拉伯、印度、锡兰、爪哇、法兰克的数以万计的商船。他们带来香料与珠宝，又用精美的“刺桐缎”与瓷器填满空荡荡的船舱。胡椒、樟脑、檀香、海枣、槟榔、珠玉……将泉州的街市点缀得流光璀璨，正如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
泉州浔埔妈祖巡游。
世界各地的商人带来了不同的风物与文化，对泉州影响最深的当属定居于此的阿拉伯商人。宋元时代，横跨亚欧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文明之一，也是泉州最重要的国际贸易伙伴。他们定居在这里，渐渐“无缝融入”到泉州的生活之中，甚至宋朝时泉州的市舶司提举（主管泉州对外海洋贸易的最高长官）就是一位阿拉伯商人后裔。他们带来阿拉伯的制香手艺，发展数百年，化作今日“世界香都”永春达埔的篾香，悠悠燃烧在泉州人“拜拜”的神坛上。他们也把吃牛肉的习俗传播过来，演变成牛排、牛肉羹、牛杂汤等经典的泉州味道。
往来商旅令多种文化与生活方式汇聚在泉州。
人们常说在泉州能“转角遇到神”，众神在泉州的相处之道的确格外和谐。阿拉伯人建起古老的清凉寺，可他们也同本地人一样修祠堂、拜祖先，出海前祈求妈祖的庇护。在泉州也有基督教堂、佛寺禅院、道家观院甚至摩尼圣火。来自世界各地的神明在泉州找到了共生之道，每一种信仰都有处安放，泉州包容了世界。
最能体现泉州众神狂欢色彩的，莫过于开元寺。
这是一座始建于唐初垂拱二年的佛寺，却神奇地把多种信仰元素毫不生硬地融合在一起。开元寺的大雄宝殿里供奉的自然是佛像，可殿前月台基座上却有73方印度教风格狮子和毗湿奴化身的“狮身人面像”；殿后的回廊上立有雕刻着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故事的石柱，偏偏也雕刻着传统文化中寓意喜庆的“凤朝牡丹”、“狮子滚绣球”。至于阿拉伯文化中标志性的“云月”纹，还有神话传说里的八仙与神将，则毫无隔阂地融入到寺庙各处装饰之中，真可谓天衣无缝。
泉州开元寺镇国塔，
须弥座上雕刻了释迦成佛的故事，
也雕刻了古典传说中的神将。
在大雄宝殿的斗拱上，还有二十四尊精巧的飞天。她们背生双翼，形似印度神话中的“迦陵频伽”，你也可以称她们为——“妙音鸟”。
在中国，带有翅膀的飞天已经十分罕见，开元寺的飞天不仅有翼而且精美，手中还别出心裁捧着文房四宝与泉州古老的南音乐器，更显得独树一帜。若问这样独特的飞天为何出现在泉州，大概是因为这里能从海上丝绸之路直接与印度半岛相连，飞天们便不必如在西域一般接受一站又一站的洗礼，能够更加直白地与中国文化融合在一起。这些色彩绚丽的飞天们，也真堪称是多元且魔幻的泉州的一个缩影了。
开元寺飞天乐伎，仿若汇聚世界色彩的“南音乐团”。
茅台美酒
何以“飞天”？
时间倒回两千多年前，张骞仍走在出使西域的道路上。
这已经是他远离故土的第十一个年头了。十一年中，他穿过大漠戈壁，翻越冰雪皑皑的葱岭，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大夏国的蓝氏城（今阿富汗瓦齐拉巴德），却在市场上惊讶地看到了蜀地出产的布匹和筇竹杖，“问所从来，曰东南身（yuān）毒国”。
天险般的蜀道穿过茫茫竹海。
身毒即印度，这个与中国相邻的南亚大国此时才第一次进入中央王朝的官方视野。汉武帝由此做出判断：从四川必有商路可通印度并抵大夏，而这条路远比张骞在西域行走的路线短，应当就藏在西南的山川之中。于是在公元前122年，张骞又承担了汉武帝交给他的另一项使命——找到这条“蜀身毒道”。
实际上，从西南出发，经中南半岛抵达印度的民间商路一直存在。但张骞在四川花去三年的时间，派出的探索队伍行走到云南的滇国，最终还是没能将“蜀身毒道”开辟为官方商路。直到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张骞过世的183年之后——哀牢人归降，汉王朝“始通博南山、渡澜沧水”，与生活在缅甸的掸族开始了官方交往，并最终经由缅甸抵达印度，用精美蜀锦交易来缅甸的翡翠、木棉与印度的犀角、象牙，绵延在西南山川中的“南方丝绸之路”终于全线贯通。
南方丝绸之路让西南的山川盆地
触到了印度洋的海风。
无论是陆上、海上还是南方丝绸之路，承载的都是中国人立于中国、着眼世界、互通有无、文明交融的愿望。这种愿望从未停歇，千百年间，它或许曾与敦煌壁画上的飞天一同起舞，可能在宋元世界第一大港的泉州所遗留下的各种寺庙烟火中袅袅升起，也可能随着西亚的小麦、非洲的高粱进入中国，与西南山地的一条赤水河碰撞出了一种更具世界审美的烈性饮料。
茅台，这个今天读来唇齿留香的名字，在漫长的岁月中只用来指代赤水河畔的一个小小村落。乾隆十年，云贵总督张广泗组织人手疏浚赤水河，打通了贵州最重要的一条盐运通道。繁忙的盐运带来了钱财与物资，催生出繁荣的酒业，烈性的美酒从供给船工、背夫、贩夫走卒的饮品在今天已经成长为白酒的典型文化符号。
赤水河边的茅台酒。
茅台的诞生，是海外风物与中国水土的因缘际会与风味大成；而茅台诞生之后，也不是只满足本土需求与审美的烈性饮料。1915年，中国代表团参加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茅台酒首次在国际市场上公开亮相便一举获奖，开启走向世界的征程。回望这条茅台“出海”之路，有浪漫与荣耀，但更多的还是艰难与探索。
1951年，由“成义”、“荣和”、“恒兴”三家本地烧房合并而成的茅台酒厂诞生了。日后的白酒工业巨子，在此刻只拥有职工39人，酒窖41口，酒甑5个，石磨11盘。
贵州茅台酒（散花飞天）鉴赏会·泉州站中
展出的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老照片。
诞生之初，茅台酒厂就担负起为国家出口创汇的重任。但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制造工业尚在起步的五十年代，茅台酒厂甚至没有能力生产一个今天我们很熟悉的乳白色酒瓶。茅台人因陋就简，用猪血糊皮纸的竹篓子装着散酒，从赤水河转运到上海去装瓶；后来又改用本地的土陶瓶，却常常在远距离运输中发生渗漏。
1956年，外贸局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来到酒厂，专门研究茅台酒更换包装的问题，轻工部聘调了两位景德镇的制瓶技师，为外销的茅台酒试制了第一批白瓷瓶。后来，随着新中国轻工业水平的提升，白瓷瓶变成乳白色玻璃瓶，有了塑料盖子和半机械的灌装工具。
茅台酒瓶经历了多次演变。
物质上的困难尚可克服，茅台真正的难题是如何从作坊式的生产思路中成长起来，融入到工业化、标准化的国际市场之中。作为最早一批探索海外市场的出口商品，茅台连合乎国际运输惯例的包装规格都不了解，一箱装多少瓶酒没有一定的数量，到六十年代才确定为标准的一箱24瓶（两打）。
1957年，茅台酒厂接到了香港代理商的一封问询函件，其中列有28个问题：“（茅台酒）含酒精力度若干？”“原料性质或营养功能如何？”“含糖质或酸质或其他质素若干？”等。这些问题如今看来只是现代食品工业中颇寻常的内容，但当时的酒厂却感到难以回复。这封函件向茅台揭示了现代化市场的标准与规范，也在茅台人的心底埋下进取的种子。
茅台科学总结了制曲、制酒、勾调等核心工艺，
为白酒工业走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国际市场的倒逼之下，茅台在迷茫中迈出由“作坊式生产”走向“工业现代化”的第一步。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茅台率先总结传统酿酒工艺，全面研究茅台酒的酿造原料、生产设备、工艺流程。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对茅台酒的酿酒微生物、糟醅和曲粉的研究至今都对酱香白酒乃至其他类型白酒的生产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六十年代的“两期试点”，更开创性地解析了茅台酒的部分风味物质，在根本上推动了“勾调”工艺的进步，让整个白酒行业对“风味”的理解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步一步地，茅台沿着科学化、标准化的道路，逐渐成长为一家现代企业，更开辟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它是大国外交的名片，是国际获奖的名酒，是改革开放初期迅速创汇50万美元的企业之一，到了2000年前后又抢先开拓国外空白市场，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世界闻名的中国美酒。
今日茅台已成为世界蒸馏烈酒第一品牌。
1958年，茅台选择“飞天”作为自己的商标。从那一刻起，它便注定不可能满足于感到西南深山之中的一款本地美酒，而是要像美丽的飞天仙子一样，从多元文化中汲取养分，成长为不必经过语言文字的解释便能直击心灵的符号，将白酒之美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世界的舞台之上。
破茧成蝶的茅台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如何一路走来。2024年初，它以一款“散花飞天”产品溯源飞天文化的渊源，也纪念茅台“飞天之路”的初心。
“散花飞天”形象取自盛唐时期的莫高窟第39窟，
绘制在与壁画质地十分接近的“松花色”瓶体上。
“散花飞天”，指的是绘制在瓶体之上的两身飞天，取材于莫高窟第39窟，优雅、灵动、丰腴、娇美的身影让人只看一眼便穿越到辉煌绚烂的盛唐。她们手托花盘、抛洒花瓣，正是“天女散花”的姿态，天花乱坠、舞乐相随，具象了人们对美好与欢乐最本真的期待。
两身飞天被绘制在松花色的瓶体上——“松花色”，即是微带新绿、如松树花粉般娇嫩的黄色，正是古人“松花酿酒，春水煎茶”的雅趣；但有飞天跃然其上，又让人联想起大漠黄沙，与全新的陶瓷烧制、釉下彩、岩彩画工艺搭配在一处，呈现出与敦煌壁画一致的质地触感，入手便觉岁月从指尖滑过。
以鸣沙山为背景，以大漠为舞台，
“丝路盛宴”述说茅台与敦煌飞天文化的又一次“联姻”。
带着这瓶“散花飞天”，茅台在立夏前夕走到了敦煌，以动人的音乐篇章与沉浸式的飞天舞剧述说对敦煌文化的深情敬意；7月12日，“散花飞天”又来到泉州，奏响承载了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交流与泉州古老历史的“南音”，回忆古代舰队乘风破浪的历史，一抒开拓进取的豪情。
在醇厚的酒香里，三条古老的丝绸之路汇聚在了一起，每一条丝路上都有一段“飞天”的传奇。精致又娇美的飞天竟有如此磅礴的生命力，能够穿过风沙、海洋与山川的阻隔，横跨亚欧大陆，融汇千年之间世界各地对信仰的追求和对美的渴盼，跨越时间与文化的隔阂，化身为人类所共同理解却又独一无二的中式美学符号。
贵州茅台酒（散花飞天）鉴赏会·泉州站现场，
古老的南音奏响飞天的海外传奇。
飞天如此，酒亦如此。在新的“丝绸之路”上，“飞天”的传奇还将长长久久地续写下去。